10月12日，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之一、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接受中国绿色时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对国家公园独到的认识与美好的期待。
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基于30多年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研究，杨锐对国家公园有着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他进一步解释，就国家治理而言，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人民而言，国家公园是中国最美丽的国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家公园是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乐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国家公园将在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缓解气候变化危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杨锐看来，人与天谐是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哲学基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家公园边界内外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必须要统筹生态保护和社区生计，形成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寻求人与天谐、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所以人与天谐也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根本目标。”杨锐认为，人与天谐是对国家公园内自然和人关系的规定，包括3个层面的内涵：第一，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国家公园治理的根本关系，自然是优先于人的客观存在。第二，在生态保护第一、最严格的保护前提下，国家公园应统筹原住民社区生计和作为国民福利的自然体验。第三，人要主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最终达到管子所说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中国建设国家公园体制后发优势明显
和国际上的国家公园体制相比，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有很多特色亮点。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资源。杨锐认为，这是我国设立大尺度、大面积的国家公园的先决条件。
他介绍，我国第一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平均面积为4.6万平方公里，是美国国家公园平均面积的约14倍，未来中国国家公园预计占国土面积的10%，也远远超出了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2%的水平。
“难”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杨锐认为，“难”主要体现在，发展与保护、城市化与保护地扩展等结构性矛盾和土地权属、社区生计等限制性条件相叠加，导致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难度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没有先例可循的。
国家公园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杨锐认为，虽然中国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较晚，面临一些困难，但也有很多后发优势。
杨锐介绍，世界上多数国家公园建设处于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和落实的国家，这意味着生态文明理念将贯穿国家公园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同时，中国也是信息化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正在不断推进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现代化建设。
“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起步阶段就站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100多年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运用生态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科学适用又立足长远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和体制。”杨锐对此抱有信心。
建立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国家公园价值体系
带着对国家公园深厚的情义，杨锐赋予国家公园更多的人文与情感价值。
杨锐认为，国家公园的生态价值是最基础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国家公园价值体系。”
他认为，国家公园承载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承担着生态教育、科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是新文明形态的最佳展示窗口，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有一位牧民的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他就是一滴水，只有融入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中才有价值。”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对自然的深情触动了杨锐，他说，“这就是国家公园里人与天谐最朴素的理念情怀，国家公园是生态家园，也是精神家园。”
未来，国家公园应该如何建设与发展？杨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守“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 三大基石，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我们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但不是生态保护唯一；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不是建设无人区。”杨锐说，要坚持底线思维，也要尊重辩证逻辑，同时采用系统方法，把国家公园建成集真、善、美为一体的科学研究的基地、自然教育的天堂、志愿服务的热土、欣赏壮美自然的精神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