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碳经济的时代，碳中和转型对应的一定是零碳金融。”
随着碳中和的全面落地和进行，金融业进入零碳金融时代，全球零碳金融的合作和竞争也已经开始。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做出对中国零碳金融未来的展望，同时多位业内人士也对全球零碳金融的治理及进一步金融开放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朱民认为，中国有机会为构建未来的零碳金融的治理机制和零碳金融的生态市场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历史的机遇、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窗口。而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看来，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也会面临很多挑战。
机遇：推进全球零碳治理 构建治理机制实现公平转型
“中国要继续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朱民认为，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是走在前列的，包括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导建立了G20绿色金融发展研究工作小组，参与了全球的央行的碳金融联盟等。而在从绿色金融走向零碳金融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并且在其中很多领域走在前列。在此背景下，怎么抓住这个机遇，让中国的金融业、中国的金融监管由此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需要国内金融机构积极努力的参与。
谈及全球零碳金融的治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和相关的国际合作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形成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国内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的发展为参与相关国际协调合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案例。同时，国际上的最新进展也对国内发展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及零碳金融是非常大的引领和促进。
实际上，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就牵头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后来发展为可持续金融工作小组。据王信介绍，目前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动员及时充分的融资，通过风险缓释机制，用混合融资的方式，充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实现金融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二是金融支持非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自然，甚至更广阔的领域；三是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我们必须要有一套治理机制来实现公平、公正、有效的转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认为，全球零碳金融的协调合作，需要有强有力的治理，以及强制性的监管规则。
具体而言，需要设定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底价来实现各个地区的公平、公正的转型，特别是要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碳市场进行资本融通，并且逐步推出碳边境税（CBAM），由此得来的收入应该用于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与此同时，还要汇聚国家级平台一起打造全球的架构，以此实现公平转型；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脱碳化，通过头部企业引领脱碳化的工作等等。
挑战：能源绿色转型为重要力量 扩大金融开放或面临多重冲击
而在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看来，未来在全球零碳金融的发展中，能源绿色转型或是其中关键影响因素。
“从现在开始往后30年时间，是多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时期，而能源绿色转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陈卫东分析指出，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关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已经有大概130个国家和地区设定了碳中和的目标，而大多数的时间定在2050到2060年。
因此他猜测，2050年前后可能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技术逐渐成熟，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重新调整、重新平衡的关键期，也是决定全球金融发展格局的重要时间节点。他认为，未来能源的绿色转型可能会导致国际化货币使用产生变化，可能导致全球资金供求力量和流动方向的变化，也可能会成为未来股权资本发展的助推器，甚至可能通过碳交易市场左右未来全球的资金洪流，并改变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等等。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也透露了其对于全球零碳金融治理促进金融进一步开放的担忧。他直言，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会面临很多挑战。
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随着国际经济增长波动，主要是受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一些国际上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资本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大进大出，国内经济可能会遭遇更多外部冲击。二是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关系趋紧所产生的影响，如资本外流风险，即便是严格的管制也难以完全规避。
与此同时他也提出，通过加强沟通与交流，在各方面尽量地扩大公约数，是防止中美技术和贸易进一步脱钩的关键，也是防止资本外流风险的关键。同时，若能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法治建设、产权保护等方面，扩大双向金融开放的结果也很可能是资本净流入增加。
“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连接越深，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的成本就越高，金融制裁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如果允许居民更加自由地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从而降低万一出现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他分析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