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对于气候危机的焦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0月中旬，国际能源署（IEA）发布《可再生能源2024》旗舰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增加超过5500GW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但即使如此，仍无法完成COP28（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设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相比2022年）增长三倍目标，碳中和进程不容乐观。
而在10月12日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年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原特使解振华直言，目前全球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已经升高1.45℃了，《巴黎协定》设定的将温升控制在1.5℃目标看起来很难实现，我们应该尽快研究如何增强气候适应能力。
10月17日，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发布《2024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其中同样提及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速仍低于目标的现实和全球实现碳中和的压力。
零碳努力成效几何？
根据《2024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的统计，截至今年5月，全球共151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相比2023年同期又增加了18个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其中，120个国家以法律或政策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碳中和目标的法律地位，86个国家提出了详细的碳中和路线图。即使在尚未明确发布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中，也有超过90%已经设定了碳减排目标。
虽然碳中和规划的覆盖面愈发可观，但“说到”并不代表“做到”，从行动和效果来说，全球碳中和的压力和难度不可小觑。
就在近一年来，所有更新碳中和目标的地区和城市中，有19.4%的目标（20个）出现退步，这些地区和城市主要集中在南亚和欧洲，其中过半位于发达国家（共11个城市，占比55%），例如，英国政府将汽油和柴油汽车停售时间从2030年推迟到了2035年；德国则推迟了供暖系统完全使用温室气体中性能源运行的实施时间；还有部分发达国家退出了国际气候金融合作倡议。而发展中国家虽然雄心指数普遍较高（用于判断发布的碳中和目标是否在2℃/1.5℃目标下的全球排放空间内的指数），但实际降碳、减排过程中却面临着资金压力、民生保障、发展与降碳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难题。
能源是全球碳排的主要来源之一，占比一度超过七成，发展可再生能能源，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也是各国碳中和计划的最重要一环。但无论是IEA的报告，还是清华大学的报告，都提示，以全球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来看，实现COP28提出的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概率教低，后者测算得出的数据略高于IEA，认为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能达到5800GW至9200GW左右，但也仅仅是2022年的1.7-2.7倍。而在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排名前六的国家中，仅中国在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有望达到当前水平的3.5倍，其后的美国、巴西、印度、德国和日本，按目前速度计都难以超过2.5倍。
在技术方面，虽然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绿氢等零碳技术研发、部署持续提速，但距离实现气候目标所需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尤其绿氢、CCUS等技术的规划产能可能还需要至少提升一倍以上。此外，全球气候投融资进展迟缓、部分国家上调关键可再生能源产品关税，以及上文所述目标退步、言行不一致等情况的存在，让全球碳中和以及温升1.5℃目标面临很大困难。
气候治理怎样提速？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各国碳中和进度，提升气候治理速度和效果，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中心主任王灿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全球碳中和承诺与行动持续推进，但执行差距依然很大，亟需加强技术、政策、资金支持，建议各国加强信息披露和技术与资金需求评估，促进碳减排技术和气候资金在全球的有效扩散。此外，他还表示，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快的降碳节奏需求，需要充分尊重各国碳中和路径的多样性，国际社会尤其需要“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
对此，报告中也提及，各国行动进展不均，尤其在气候投融资和技术创新方面差距较大，脱碳进度差异也很明显，认为单一的零碳路径无法适应各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法律体系和技术路线的差异，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需要采取差异化的碳中和措施。
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原司长李高则提到，明年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年—既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也是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五周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将提出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届时的情况将对人类能否如期实现碳中和，将温升控制在目标之内起到关键作用。
气候工作基金会中国区主任张晓华认为，目前全球清洁能源发展速度很快、成就显著，各主要经济体金融支撑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建设也有所进步，但近期，在产业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美在新能源领域的贸易壁垒，这些措施虽然可能在短期内缓解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就业和贸易问题，但中长期来看对能源转型是非常不利的，亟需国际社会重视、解决。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郑馨竺也认为相关贸易壁垒会阻碍清洁技术扩散，增加转型成本的，与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想要加大气候治理的速度和成绩，就需要解决眼下的这些阻碍。
对于气候治理的前景，也有更加乐观的声音，能源创新中心高级顾问何东全就认为，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装机数量的增长和成本的下降方面，已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以制取绿氢的关键设备电解槽为例，这一环节的成本两年之内下降了80%，其速度是所有预测中的学习曲线都跟不上的。人们也有理由期待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在未来带来更多惊喜。实际上，报告中也提到，光伏、风电在2023年的增速远超历史均值，如果未来各国能加强产业扶持政策和技术进步水平，那么可再生能源三倍目标仍有实现机会。
减污降碳如何协同？
发展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的确能够大力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但如果忽视新能源产业链上潜在的环境风险，那也将得不偿失。
在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着重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王金南解释称，减污与降碳协同推进的依据在于，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只有在政策制定层面打破传统的单一治理思维，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环境质量的综合提升和碳排放的有效下降。
但在落实层面，这种需要精细化措施的协同推进也面临许多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钛媒体APP也了解到，我国部分城市在推进新能源发展，大举上马相关战略矿产项目时，却忽视了其环境危害，锂、锰、钴等对江水、土壤造成损害的例子已经出现，数量愈发庞大的风电、光伏、锂电池退役后如何妥善处理，也成为了环保领域的一大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此前也曾提醒，发展新能源对于实现碳中和非常关键，但也要防范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以锂电池为例，目前我国有关锂的环境赋存数据十分缺乏，环境浓度剂量下锂离子暴露和慢性效应缺乏深入研究，其潜在污染风险不小，相关工作还亟需提升。
王金南也认为，在我们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还需突破关键技术，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和政策协同。他还透露，我国生态环境部正在考虑设立减污降碳系统治理相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支撑降碳与减污一体谋划、协同推进。（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胡珈萌，编辑｜刘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