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赵朴初曾在《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中说他与“几位新诗运动的倡导者”相识，诸如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等，但就是与胡适不认识。他说他有时也写白话诗，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写白话诗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虽然与胡适不认识，却有着对胡适的一句中肯的评价。他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胡适：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譬如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就是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赵朴初对胡适的这个评价，从分析胡适当时没有继续写完《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对的。
胡适自称是“无神论者”。十一二岁时，即接受了范缜的“形灭神散”的见解，并要在新年里，把路边佛亭里的几个泥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正是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先天欠缺，以及对杜威实证主义的青睐，才使得他后来归国后写作《中国哲学史》时，佛学成了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但这并不妨碍他补这方面课。１９２６年７月，他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８月４日抵伦敦，８月２１日到巴黎，８月２４日下午拜访继斯坦因之后进入敦煌拿走大量经卷的伯希和，２６日在伯希和的带领下来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经他的介绍进入“写本书室”调看敦煌各种经卷。９月２３日胡适离开法国。在２２日日记中胡适写道：“去看伯希和，他不在家，我留下一信辞行，并托他招呼Ｍ．利那斯影印敦煌写本。”在２３日日记中写道：“在巴黎住了三十四天，游览的地方甚少，瑞士竟去不成，然在图书馆做了十几天的工作，看了五十多卷写本，寻得不少绝可宝贵的史料，总算不虚此行。”回到伦敦，第二天（２４日）就到大英博物馆联系看敦煌卷子。２７日前去。之后只要一有空即去图书馆查看这些经卷。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阅读这些经卷时他都作了笔记，晚上又在日记中进行详细整理，在伦敦他还专门写有杂记，后来并装订成册。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胡适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经过这一番苦读，他终于对佛教知识有了相当系统的理解。在《杂记》的最后他说：“总之，五、六、七三个世纪为佛教思想‘中国化’时期，‘中国化’者，去其不堪的部分，选择其最精采的部分，以适应中国人士的心理。其保存的部分之中，最重要的有三项：１．念佛法门。２．禅法。３．般若波罗密的哲学——‘中道’的一派。中国佛教在五世纪以后的发达不出此三途。法相之哲学，密宗之迷信皆不够资格。”虽然后来他仍没能续完《中国哲学史》，但他毕竟写出了大量有关佛教文化的文章，并对“佛”有了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严格地说，原来的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主张万物包括‘自己’，都是原素的偶然组合，且终将分散而复成为原素。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无所谓持续和稳定。无我，无相，无性。”（《中国人思想中的不朽观念》胡适１９４５年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也许有人说这是胡适脑中固有的无神论在作怪。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的这番见解得到赵朴初的进一步印证。
赵朴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说：“西方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佛教是惟一的‘无神论’宗教。这种看法，好像不易理解，但佛教教义确实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教既以‘诸法皆空’（即俗语中的‘万法皆空’）为教义，当然神也是空的。神既然空，何来创造世界之事？但是，佛教又认为‘业果不空’，‘业’即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这种活动必然要产生一定的结果，这二者都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说是空无所有。不过，它们也都属于缘起、无常的范畴，没有独立存在固定不变的体性，所以也是一种无自性的性空。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一个新境界。”赵朴初不是对胡适说的，但他假如知道胡适四十年代曾有相似的说法，会不会“拈花一笑”？胡适在国外尤其出任驻美大使以及长住美国那段时间，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其中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到上述类似见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西方学术界的这个观点，会不会就是胡适种下的业果呢？真要是这样的话，赵朴初批评了胡适，同时在历史文化的因缘中无意中又完成了一次对胡适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