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半月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明星杂志，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战爆发而停刊，五年间出刊一百一十七期。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12月1日复刊，至1949年5月16日终刊，复刊后出版了六十期。存续时间之长、作者之多、读者之众，揆诸民国时期的中国文艺期刊史，实属鲜见。学界过去对《论语》杂志的研究已有许多，但其发起与出版之初的若干关键史实，当事人虽留下不少“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陈子善先生语）的回忆，却仍有模糊不清之处。笔者尝试重新梳理《论语》出版史料，就其中若干史实加以考述。
《论语》半月刊第十期、第十二期封面
谁发起了《论语》？
关于《论语》的诞生，发起人之一章克标晚年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各篇所述大致相同而细节略异，是后人诸多《论语》创刊叙事之所本。代表性的记述，见于其回忆录《世纪挥手》：
那时已经是夏天了，许多朋友晚上到邵家闲谈，时方热天，一面纳凉一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出一本杂志来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好在邵洵美开有时代书店可以代为发行，推销没有困难……林语堂作为主编，是大家推定的……说大家一共才十来个人，一定在十五人以下的，是谁是某，我已记不清了。后来《论语》上公开发表出来列名“特约撰稿人”的，共有几位，我也忘了。好像是在首页论语的小标题下面，分成三列排着队的名字，但也不全是当初的发起人，而且像我自己还把笔名“岂凡”也写上去占了一个位置，可见人数是不多的。现在所能想得起来的，除林语堂、邵洵美之外，只有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的名字了。想来当时在编《时代画报》的张光宇、正宇兄弟，一定会参加夜晚纳凉谈话会的，但他们不写文章，潘光旦、叶公超等人在北京，以后才邀请来的。有两位大学才毕业的青年朋友，周壬林和顾苍生，有时也来参加纳凉晚会。（章克标《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7月版，173-175页）
在另一篇有关《论语》创刊的文章里，章克标亦提到筹备会的参与者，名单与前述稍有不同：
我们在邵洵美家客厅里，晚上闲谈时，大家商定要出版一个刊物。开始除邵、林外，只记得有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及画家张光宇三弟兄等；而潘光旦、叶公超许多人，都是后来邀请来的。（章克标《林语堂两则》，《章克标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394页）
由上可知，《论语》创刊前，应该有过不少于三次的筹备商谈，地点在邵洵美家的客厅。历次商谈的与事者，并不完全一致。最初即参加的，有邵洵美、林语堂、章克标、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以及画家张氏兄弟，而潘光旦、叶公超等人为后来加入。众人推举林语堂为主编，出刊发行则放在邵洵美开设的时代书店。然而当事人的晚年回忆，乃是一种隔代建构，我们在引用之时，需细心考订。
其一，《论语》创刊之际，邵洵美开设的并非是“时代书店”或“时代图书杂志公司”，而是“时代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的《时代》画报第三卷第二期上，有时代印刷公司于当年9月1日开幕的介绍及照片。林语堂在自传中说：“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93页）印刷股东即指邵洵美，林语堂此语虽意在暗讽，却也点明邵彼时的产业所在。而《论语》初期的代理发行方，则是邵洵美所入资的中国美术刊行社，其改组为“时代图书公司”，在1933年11月。
时代印刷有限公司旧影，1932年
其二，一如章克标自己所言，他所开列的发起人名单出于模糊的记忆，未必确然。几个细节：张正宇那时的名字是张振宇，正宇为后来所改；林微音的名字仅见于《林语堂两则》一文；而林语堂1933年忆及《论语》发起人，只举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不见他者。“《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二十八期，1933年11月1日出版）
其三，章克标列出的发起人中，以文人居多，只有张光宇、振宇兄弟是画家。但二人并不写文章，他们在《论语》筹备中的角色如何，仅仅是纳凉谈话的座上客，还是实际参与了创刊，章之回忆就有些语焉不详。因此，究竟有哪些人发起了《论语》，办刊的动因为何，还需引证其他史料来加以判断。
谢其章先生写过一篇《〈论语〉之初发生了什么》（收入《绕室旅行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其中引用了章克标写于1934年的《林语堂先生台核》一文。此文因彼时的章林矛盾而作，对林语堂多有笔伐。这桩公案无关本文，故不展开。珍贵的是，章克标在文中披露了不少《论语》的筹备“内幕”，可与其晚年叙述相映证：
最后一次的预备会仍在洵美家中举行，除语堂、增嘏、光旦、青崖、达夫、斯鸣外，尚有画人光宇振宇文农等多人，大家决定办一个刊物……且在创刊当时，画人与文人中间已起了意见，几乎破裂，语堂且有愤激之编后语，虽被删去，但弃置之封面上还有事印着一个尾巴的……画人与语堂之意见，虽经洵美之调解，终不消除，其时语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画，又自洋报剪取，以装点门面，计亦良苦。稍后方有六平嘉音静生等投稿，但光宇则抱定宗旨，不为《论语》作画，直到《论语》与时代和他有直接利害关系时。（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第三十四期，1934年7月10日出版）
《林语堂先生台核》，1934年
前后比勘，有以下三点值得辨析：
第一，《论语》的筹备商谈不少于三次，历次参加者不尽相同。而《林语堂先生台核》中所开列的名单，出于最后一次筹备会，有相对明确的时间点。既是最后一次商讨，不会只是泛泛而谈，所议必涉及创刊的具体细节，参与诸人应各负角色，也就更接近于实际的发起人。
第二，章克标明显将参会者划分为两个群体，一端是文人群体，成员有洵美（邵洵美）、语堂（林语堂）、增嘏（全增嘏）、光旦（潘光旦）、青崖（李青崖）、斯鸣（孙斯鸣）和达夫（郁达夫），另一端则是画人群体，包括光宇（张光宇）、振宇（张振宇）、文农（黄文农）。文人之中，孙斯鸣与郁达夫不见于章晚年回忆，是其回忆之疏漏。郁达夫1936年曾言：“《论语》出世的时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间会客室里开会，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郁达夫《继编〈论语〉的话》，《论语》第八十三期，1936年3月1日出版）而孙斯鸣，乃是《论语》第一期至第十期的经理，名字列于版权页。1947年，《论语》战后复刊一周年，邵洵美写了一篇编辑随笔，其中有云：“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几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邵洵美《论语一年》，《论语》第一百四十二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邵在林章之外，特别提及孙斯鸣，可见孙与初期《论语》关系殊不浅。
第三，张氏兄弟等画人不但参与了《论语》筹备，且拟与林语堂合作，为《论语》作画，却因双方意外失和而未成。关于失和之因，谢其章先生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张氏兄弟之于《论语》创刊，尚有另一层意义——杂志的发行。《论语》初期的发行，由张氏兄弟执掌的中国美术刊行社代理。换言之，纵使内容上的合作破裂，二张仍以发行方的角色参与了《论语》创刊。
基于前引材料，《论语》的发起人，较为确定的是以下十一位：邵洵美、林语堂、章克标、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孙斯鸣、郁达夫、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他们何以会走到一起，携手办刊的连接点又在哪里？
邵洵美是三十年代海上文坛的交际明星，热衷出版事业。他于1930年10月收束金屋书店，投资中国美术刊行社，并参与刊行社旗下杂志《时代》画报编务，随后斥资购置德制影写版印刷机，开设时代印刷公司。邵又于1929年入股新月书店，继而在1931年4、5月间接任新月书店经理。不难发现，《论语》的发起人，多半与邵之前的出版事业有或深或浅的交集。章克标是《狮吼》与《金屋》同人，邵办刊的得力助手；潘光旦为新月书店核心之一，同时还编有一份评论周刊《华年》（1932年4月创刊，出版于上海），孙斯鸣、全增嘏、李青崖皆是其作者；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则是《时代》画报的中坚力量；郁达夫早在金屋书店时期已与邵相识，两人在文艺趣味上有相近的喜好，都喜欢乔治·摩尔（George Moore）的文章，私交颇佳。陶亢德辞去《论语》主编后，邵洵美请郁达夫接编，足见邵对郁的看重。
倒是林语堂，在筹备《论语》之前，与邵洵美并无密切的互动，只在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活动中照过面。林语堂自1930年7月起，为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主笔“小评论”，每周写一则英文短评，直言无忌又风趣洒脱，在英文读者中传诵一时。1931年5月，林以“中央研究院”代表的身份赴瑞士参加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随后在欧洲待了一年，1932年5月返国，不多久即有《论语》的筹备。《中国评论》周报之于林语堂颇具意义，学者钱锁桥对此有两点观察很敏锐：其一，林语堂幽默文章的写作实践，起于《周报》上的“小评论”专栏，是其《论语》文章之先声；其二，周报由一群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精英撰稿并编辑，编委如潘光旦、全增嘏，日后也成为“论语社”早期核心成员（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96-97页）。林语堂在回国后成为邵氏沙龙的座上客，未必缘于国际笔会的交谊，或因潘光旦、全增嘏之牵线。
可以看出，《论语》的历次筹备商谈，以邵洵美与潘光旦为连接点，聚合了一批背景多样的文化人，关联了三份出版于当时的杂志，包括《中国评论》周报《华年》周刊与《时代》画报。《中国评论》周报群有潘光旦、林语堂、全增嘏；《华年》周刊群有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孙斯鸣；《时代》画报成员有邵洵美、章克标、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问题是，众人何以起意新办一份杂志？章克标晚年回忆道：“时方热天，一面纳凉一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出一本杂志来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林语堂先生台核》中的说法却与之不同。“当时我们想办一刊物，适逢语堂等也想办一刊物，于是联合起来同办，决定有文有图，独创一格而以带幽默风趣为主。”（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两者比勘，笔者以为后一种说法更接近实情。《论语》的发起，并非全然出于众人闲谈间的一时起意，而蕴含着两方的合作，一方是“我们”，另一方是林语堂等。双方在联合前，各自已有办刊的意图。林语堂有志办一份“幽默”刊物接续《语丝》，自不待言（可参吕若涵《“论语派”论》第一章《从〈语丝〉到〈论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值得考究的是，“我们”究竟是指林语堂以外的所有发起人，还是指邵洵美、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等《时代》画报同人，抑或仅指邵洵美与章克标。从当时诸人的事业轨迹来看，指邵洵美与章克标的可能性更大。潘光旦当时正编辑《华年》，张光宇、张振宇等人的重心在《时代》画报，未必有创办新刊的强烈意愿，更多是以友人身份助力筹备，如写稿与画图。邵洵美虽主持新月书店且投资《时代》，但《新月》杂志日渐衰落，内容又在罗隆基的主导下偏于政治；《时代》则由张氏兄弟执掌，以漫画与摄影为刊物卖点，文章的内容却受限于画报性质，比较芜杂贫弱。对钟情于办杂志的邵洵美而言，在《金屋》之后新办一份有风格、有销路的文艺杂志，是情理之中的考量。此外，因为《时代》，邵洵美身边集中了张光宇、叶浅予、黄文农等漫画人才。画人的参与，可以让《论语》摆脱纯文字刊物的窠臼，以图文互动吸引更多读者。只是此一构想最初未能实现，画人在《论语》筹备中的角色也就隐而不显。
《论语》初期的出版与发行
关于《论语》的出版方，绍元先生在《〈论语〉创刊前后》一文中写道：“1932年9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推出了一本题名为《论语》的文艺性半月刊，十六开四十六面。”（绍元《〈论语〉创刊前后》，俞子林主编《书的记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版）担任过《论语》编辑的林达祖亦说：“《论语》创刊之时，他（指邵洵美——笔者注）已是上海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资方负责人。《论语》就由时代公司出版发行。”（林达祖《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页）上述两说都有一误，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时，时代图书公司尚未成立，自然不会出版发行《论语》。翻开《论语》创刊号，版权页上写着：主编——林语堂，经理——孙斯鸣，总代发行——中国美术刊行社。中国美术刊行社是时代公司之前身，也是《论语》初期（第一期至第二十七期）的发行方。具体而言，第一期至第十一期，刊行社是“总代发行”，自第十二期起，转为“总发行”。这一名称变化，又关联着《论语》初期投资人、出版方与发行方的更迭，其变迁轨迹如何，似为论者所忽略，值得查考一番。
《论语》创刊号版权页，上海书店影印
《论语》在最初，是以“同人刊物”的姿态出现的，发起人有邵洵美等，已如前文所述。众人推林语堂为主编，刊名由章克标拟定。在筹备时，《论语》有意效仿英国幽默杂志《笨拙》，文章与漫画并重，故有林语堂与画人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合作之议。张氏兄弟彼时得邵洵美资助，出版《时代》画报，黄文农是创作核心之一，长于讽刺漫画。不意林语堂与画人之间起了过节（可参谢其章先生的文章《〈论语〉之初发生了什么》），邵洵美调停未果，双方也就合作不成。画人退出之后，其余发起人决定合股投资《论语》。章克标于1934年记述了出资、印刷与发行的细节：
《论语》自画人不合作后，乃定大家拿出钱来自办，共预备1000元，先收500元试出六期，所以当时市上有《论语》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谣言。先由时代印刷所承印，纸张一切均归代办，发行也归时代代理。因之大家各人都认定了股子，而事实上始终没有人拿出钱来过。这时语堂和洵美是大股东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
章克标这段话说得有些绕，如果大家已定股而没有人真正出钱，那么先收的五百元从何而来？又说：“林语堂和邵洵美是大股东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这是否意味着总股本为一千元，分为十股，一股一百元。其中，林语堂和邵洵美各拿出两百元（合计也不到五百元），而小股东们未曾真正投钱。立此存疑。不过纵使小股东只是挂名，《论语》在创刊之初，还是有一个类似股东会的架构，《论语》最初的主权，应为入股者所共有。再者，既有“试出六期”之议，表明《论语》在创刊之时，众股东对刊物前景尚无把握，需要控制成本，故在资金投入上有所保留。
《申报》上的《论语》创刊广告
1932年9月18日，《申报》上登出《论语》创刊广告，广告起首录了一段颇具幽默意味的《程子介绍》（这一节文章，也常出现于《论语》封面），领异标新，宣示自家风格，接着是要目、定价、编辑人、总代发行与寄售处信息。但广告还需有发行网络协力，才能真正收效。邵洵美当时任新月书店经理，又是《时代》画报的投资人，创办新刊，自可运用两家的资产与资源。《时代》以《良友》为竞争对手，远销南洋，发行网络颇为完备。《论语》之销售，自然会倚仗《时代》的发行资源。因此之故，中国美术刊行社成为《论语》创刊时的“总代发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代”字，表明刊行社最初只是《论语》发行的总代理，而非所有者。《论语》创刊时的出品方，是同人团体“论语社”。社员里面，有发起人，有股东，有实际投资人，有具名与不具名的编辑，有长期撰稿人，有经理。这是《论语》最初的运作机制。
《论语》初期的运营，除了主编林语堂，章克标与孙斯鸣也助力不少。章克标化名记者K，为创刊号写了一篇《编辑后记》，其中有云：“这一期的稿子，因为大家很热心，来得太多了，本来预定三十二页的，竟超过了一半，因为是第一期创刊，就全收了进去，作为特大号了。”（记者K《编辑后记》，《论语》第一期，1932年9月16日出版）晚年又说：“林语堂把第一期的稿件交到时代书店来了，我只好替他加工后送印刷所，校样也由书店里人初、二校后，才把清样送语堂家里签字付印。”（章克标《世纪挥手》，174页）邵洵美1947年亦谈及《论语》初期的编辑情况：“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几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邵洵美《论语一年》）将章与邵的记述相对照，邵所言“编辑”，应指校对与发排等技术性工作，组稿与栏目设计仍是林语堂负责。不过章克标并未在版权页署名，列名的是林语堂与孙斯鸣。林任主编，孙为经理。主编的工作易于理解，经理的职责为何呢？对一本杂志而言，单有稿子并不能成刊，联系印刷所、安排发行、接洽广告等事务性工作也不可或缺。由于《论语》初创时是“同人杂志”，不像一般书店办杂志，各流程都有职员负责，故专设经理统领其事，与林语堂相配合。据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回忆，孙斯鸣是“罗隆基的学生，因此关系和洵美相熟，也是位能写文章的人才”（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184页）。彼时他有不少政论文章，发表于《华年》周刊。《论语》最初十期的封底，常见《华年周刊》《中国评论周报》《清华周刊》《外交月报》《新月》一系杂志的广告，必是孙斯鸣在其中牵线。
《论语》第八期封底广告，上海书店影印
《论语》出版后，迅速获得读者认可，创刊号于10月5日再版。如此热度，自然不会让《论语》只出六期。编者很快公开表达长期办刊的决心：“时局不宁，谣诼繁兴，令人悚然危惧。有人谓我们在想做孔子，有人谓《论语》备出到六期而已。关于后者，我们可以保证绝无其事，夭折非人生愿望之一。我们是在焚香祝《论语》万岁。”（《编辑后记》，《论语》第三期，1932年10月16日出版）至1933年3月，《论语》已是公认的畅销刊物。当时在无锡出版的《人报旬刊》上，曾有关于《论语》销量的报道：“林语堂所编《论语》以幽默自吹，一鸣惊人。俏皮话柄，常被人采用，作为‘今典’，所以，趋时的知识分子，就少不得略破悭囊，以资观摩，于是我们的《论语》销行到三万份以上之广了。”（风信《〈论语〉畅销》，《人报旬刊》一卷二期 ，1933年）《论语》能够畅销，除了内容受欢迎外，也离不开发行渠道的助力。《论语》初期的发行渠道，应与《时代》共享，此后渐次扩大。《论语》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封二上，详细列出了各地代售处的名单，分为本埠、外埠与国外，共计六十一家。第五期（1932年11月16日出版）列出的代售处增加至六十三家，第六期则激增至九十九家。北至北平，南至琼州，西至成都，以及美国、南洋等地，都有《论语》的经销处。且不说通邑大都，彼时内地小城达州出版的《詹詹》旬刊上也出现推荐《论语》的文字：“以客观之态度指出社会之矛盾，以幽默文字显示人生之真伪。”（《詹詹》旬刊，1933年第二期）《论语》风行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论语》各地代售处，刊于《论语》第五期，上海书店影印
1933年2月16日，《论语》第十一期出版，版权信息与先前有了一点不同。删去了经理孙斯鸣的名字，增添了“发行——邵浩文”，印刷所由“中国科学公司”变为“时代印刷公司”。“总代发行”仍是“中国美术刊行社”。邵浩文即邵洵美，时代印刷公司是其自有的印刷所。邵洵美成为《论语》的发行人，表明《论语》的资本结构与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对此，章克标有如下记述：
出到第十期时，又议定条件，让给邵洵美个人承受，编辑的支取编辑费却仍照旧，而稿子则支付稿费，以千字三元计算。这是和本来预定的不对了，本来主张至少五元，否则不付分文的。十期以前之稿，因自办故，均不付稿费，议计将来有利益时再算作股份，编辑则每月津贴百元耳……因在《论语》归洵美负责，暂付稿费三元之时，曾决定待销行有增加，再加稿费的。（当初，决定千字五元，暂不付给，到了十一期起，则先以千字三元计算后，一直没有更动，而销路差不多增加一倍了。）（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
前文说过，《论语》的初始股东，并非人人都实际出资，有些只是挂名。其中，邵洵美与林语堂是大股东，各占十分之二，相对控股。因此，所谓“议定条件”，邵与林应有较多的话事权。议定的条件有三。一是自第十一期起，《论语》由同人合股改为邵洵美全资。如此《论语》的所有权就归于邵氏。关于此事，林语堂曾回忆：“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林语堂《林语堂自传》，93页）活跃于三十年代海上文坛的曹聚仁晚年亦说：“论语社乃是十人合股的有限公司，而邵洵美自有权利据《论语》为独家财富的。”（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版，510页）二是编辑（林语堂）依旧领取编辑津贴，数额不变，仍为每月百元。林语堂之前是大股东，如今转为投资人聘请的主编，相当于合同制，形成类似老板与雇员的关系。邵洵美在《论语一年》中说：“到了十几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邵洵美《论语一年》）邵所言林语堂接编的时间点，应是从其独资《论语》时算起；三是开始支付稿费，每千字三元，少于最初议定的千字五元。关于稿费与编辑费，章克标晚年曾说：“开头并没有提到编辑费与稿酬，大家也并没有拿钱付钱的意思，全是爱好的玩玩儿的性质，没有想到什么经济利益。”（章克标《世纪挥手》，174页）对照之下，可以看出章晚年回忆有所失真。《论语》筹备时，众发起人不仅提及编辑费与稿费，还拟定了标准，编辑费为每月百元，稿费为千字五元。由于杂志初创而资本有限，有赖于同人无私襄助，就只给编辑费而暂不支付内稿稿费，稿费待杂志盈利之后再计算为股本。但此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因为《论语》改由邵洵美独资，“对以前的十期采用了‘既往不咎’的办法，一律不算旧账，算是大家为‘创业维艰’尽的义务”（章克标《世纪挥手》，176页）。
邵洵美独立发行《论语》，仅仅一期。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出版）的版权信息又有更迭，“发行”与“总发行”均署中国美术刊行社。刊行社之前是“总代发行”，如今“代”字去掉，即表明刊行社由代理方转为所有者。至于将“发行”与“总发行”分开，乃因“发行”在此处的含义近于“出版”，而“总发行”则就“营销”而言。第十二期的封底，《时代》与《论语》的广告联袂而刊，以“中国两大便宜刊物”为卖点，并推出“联定优待办法”，也宣示两份刊物如今同属一个东家，在营销上可以关联操作，相互加持。耐人寻味的是，邵洵美何以在取得《论语》经营权之后，又迅速转给中国美术刊行社？邵洵美是全权转让，完全脱离关系；还是隐于幕后，利用刊行社的资源运营一切，目前未见明确史料，犹待进一步考证。
中国美术刊行社改称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启事，刊于《论语》第三十期，1933年12月1日出版，上海书店影印
1933年11月1日，中国美术刊行社改组为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出版的《论语》第二十八期上，“总发行”也就改为时代图书公司。至此，才可说《论语》是时代公司出版发行之杂志。
（姚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