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孔子提出明确的“经权”问题讨论以来，“经权”问题便是历代儒者讨论的重要哲学问题。而朱熹的经权观、继承了先秦儒家“行权”不忘“合经”的传统，但又融合了汉儒关于“行权反经”中经权有别的吸收。
使得经权观在他那里不会发生“经权合一”，或是“离经而权”的偏颇。与此同时，朱子以“经权”入“礼”，来为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对于如何“守礼”，以及如何去理解中国自古所传之“礼”，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朱熹是宋儒中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权观亦贯彻着其理学思想。有人说儒学讲求的是“天人合一”，但天人如何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道德如何下关于人”、“性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体用之间如何联系”等、一系列问题。
''经权观”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当朱熹用自己的观点解读“经权观”时，实际上也是透露着自己、对于这一系列儒学所讨论的经典哲学问题、进行的一次个人创造性的解读，这对于构筑儒家哲学这一学术长城、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
''经权观”问题是十分贴近现实，符合人类道德实践的命题，因此从对它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反应这一时代的学术、历史、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为主攻很多交叉学科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突破口。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其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在于“体用结合”。不同于西方古代思想家、乐忠于构筑规模宏大的、纯粹的、抽象的形而上体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是乐忠于去建立庞大的、形而上的抽象体系，他们更加关注人的实践和生产生活。“经权观”是这一特点的非常好的体现。
无论是先秦诸子或是汉儒亦或是宋儒，他们在讨论“经权”问题时，都会在关于“行权”的问题上着墨颇多，而“经”则点到即止。因为“权”更加贴合人们的实际生活，贴合“用”的层面。故而从这以特点出发的“经权观”，能够更加为人们的实践所验证。
汉儒在经权问题上确立了“反经为权”的调子之后，“权”逐步脱离了经的束缚，以至于卖弄权术、权变者甚多，当“权”开始脱离“经”的控制之后，人们在处理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时，便会失去行事的道德依据。
以至于无所顾忌地“弄权”，由此才会出现二程所谓“自汉以来，无人识权知”的说法。从朱熹的经权观的内容上来看，他是非常厌恶这种情况的，他的经权观也在极力主张“行权”不离“经”，“反经”也仅仅是表面上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缺失”的隐患。儒学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具有其时代烙印的。朱熹的儒学思想成型、与儒学中兴的一个时代，对前代儒者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先秦儒学的重新解读、是这一时代儒学的特点。
朱熹的“经权观”本身就是其“理学”的一部分，因此免不了被限制于“理学”的窠臼之中。虽然朱熹的“经权观”看似四平八稳，讲求经权内在相合外在相分，但从他的许多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思想的主旋律是“行权合经”。
他多次强调“虽是权，依旧离不开那经，权只是经之变”经无论如何变，依旧是经，说白了，朱熹骨子里是赞成二程“权即是经”的说法的，只是他认为不应该直接这么说。如此，其实是确立“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经”与“权”的博弈中，朱熹是偏向“经”的。
当这一观点下放于人伦之中时，便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过分崇拜和绝对服从，用通俗的言语来描述，“权”也只是变着花样去遵守“伦理纲常”。这与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论不无关系，二者是相互补充的。
如此一来，虽然可以压制住、汉以后开始兴起的一些“放权”的风气，但却有使人们的道德实践、跌入了固守纲常的窠臼之中。这也直接引出了后来心学对于理学的批判，以及间接造成、明时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这样任心为性的反弹。
这种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只能说朱熹在把握“经”与“权”之间的尺度上是有失偏颇的。但单纯从其“经权观”的内容来看，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只是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沮丧的结论。
